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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研究——陈独秀与瞿秋白

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陈独秀(前排左一)、瞿秋白(后排左二)等的合影。

       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,比生于1899年的瞿秋白大20岁。一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,一位是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精英。瞿秋白一生,都将陈独秀视为前辈师长,即使在取代前者身居高位,奉命作文批判陈独秀时,依然抱持尊敬、感激和怀念之情。

初识相携 书生革命

        两人初见于1922年冬,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。陈独秀携刘仁静与会,刘只译英语。精通俄语的瞿秋白,成为中共代表团主要译员,随侍陈独秀口译会议讲话,笔译文件简报。两人朝夕相处,甚为投机。同会的刘仁静回忆:“在共产国际‘四大’上,他(瞿秋白——作者注)又任我们的翻译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朝夕共处,他和陈独秀谈得投机,和我关系也不错。” 陈对瞿的勤学和才华产生深刻印象,遂邀瞿随他回国工作。瞿秋白欣然同意。陈独秀委托瞿秋白主持已经休刊的《新青年》季刊,主编《前锋》,为《向导》撰稿,充分发挥瞿在理论上的特长。瞿秋白说:“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,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,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,努力做这种‘狗耕田’的工作,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。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。”

        瞿秋白留俄两年,初具列宁主义理论修养,脱离中国现实斗争实际,难免走向僵化教条;陈独秀理论较为薄弱,主张革命“慢慢来”,往往迁就现实,于变化中求稳妥,极易被讥为右倾妥协。两人之间,围绕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,各执己见,不免发生争执。唐宝林著《陈独秀全传》指出,“当时如此弱小的共产党如何去夺取领导权?如何担当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?瞿秋白并没有考虑。”急切盼望中国革命速胜的瞿秋白,不愿意接受与国民党妥协让步的政策,一旦由退让转为进攻,他必然成为先锋,步入另一极端,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,倡言“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”,终至被共产国际利用,造成左倾盲动错误。

性情迥异 本质纯然

        瞿秋白与陈独秀,同样是书生气十足、心灵非常矛盾的革命家。1927年,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际,两人都幻想在上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。陈独秀在北伐战争中,先是在维经斯基授意下公开著文反对北伐,继而在北伐军打下杭州后,部署武装暴动。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后建立市民政权,与蒋介石分庭抗礼,甚至要以武力冲击英租界,挑起国际争端,欲陷蒋介石于被动,幸经维经斯基严令制止。但已授人以柄,引发四一二“清党”反共屠杀惨剧。《陈独秀全传》指出:“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来说,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‘上海市民政权’的条件,所以必然失败。”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后,在莫斯科指挥下推行的左倾盲动,可以说,在总体是左倾的共产革命运动中,陈独秀与瞿秋白貌似对立,其实都是相当激进的“左”。

        就性格而言,陈独秀虽然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世家,却不以此为荣,宁愿一生革命,过着清贫险恶生活,充当“硬汉子”,成为“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”,不时会拍案而起,不惜拼命。瞿秋白偏于多愁善感,隐忍求全,息事宁人。有时,在理论上有所抗争,而在实际行动上却不越雷池一步。在爱情婚姻上面,陈独秀浪漫无忌,是个彻底的性解放者。先后三次结婚,又与情人施芝英同居一年多,最后付出至情,与潘兰珍厮守至死。陈独秀自己说过,“在建党之前,在这方面,我是放荡不羁的,可是建党以后,我就深自检点,没有胡来了”,大体符合实际。瞿秋白与王剑虹、杨之华的两次婚姻,都以忠贞爱情为基石,始终不渝,纯洁美好,一直传为佳话。

最后岁月 觉悟抗争

        这一老一少的两位革命家,到了最后岁月,却不尽相同。陈独秀经过六七年反思,认为民主就是民主,不应以阶级划线;不管是资产阶级议会,还是无产阶级苏维埃,如果没有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之自由,“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”那就一文不值。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、蒙蔽、欺骗、贪污、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;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;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,等等。他曾经宗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,已经完全甩掉,成为一个“终身反动派”。

        瞿秋白被俘坐牢,拒绝劝降,备受煎熬。从容就义前,他也从自身的短暂一生中,领悟到主义与现实、心灵与行动、手段之间的种种矛盾。在狱中所著《多余的话》里,他显然觉察到手段之丑恶,必然绞杀美好的理想。在极左分子那里,共产党的“党性”与“专政”,已经变质。

        半个多世纪,许多人没有读懂《多余的话》,但是历史进程给予的教训和智慧,人们终于明白了。瞿秋白信奉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正义、公正、和谐的社会主义理想,与他所遭遇的暴力革命和无情专政手段之间的矛盾;他心灵中的人性理念与其行动遵循的政党伦理之间的差异,铸就了瞿秋白的二元人格。二元矛盾冲突的结果,是手段无情地绞杀了理想,人性理念无法不听命于政党伦理。无法摆脱二元矛盾的瞿秋白,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,也不能忘情于调和这种矛盾,于是就有了隐含厚重的二元结构的《多余的话》。他既难逃避莫斯科支持的中共极左宗派势力推行的党内斗争,成为他们排除异己、推卸罪责的替罪羊;又不容于竭力反共灭共的国民党,终于在国共两党决死争战中被逮殉难。这不仅是瞿秋白个人的悲剧,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。身陷狱中的瞿秋白无法直白抗争,只能以一种深意曲笔,把他对自己曾经怀抱的理想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、思索和抗议,隐晦地留交后人以继续他的思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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